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为三中全会最强音振动给料机

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为三中全会最强音

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为三中全会最强音2008-10-13 15:31:13 来源：新民网分享到：党国英著名“三农”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员

于建嵘著名“三农”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

目前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有很深的寓意

统筹城乡发展和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，这是该文件释放出来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。此外，对于农村具体的改革措施，比如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，还有农村金融制度，这将是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。

记者：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，我们注意到政府已经将目标定到2020年，可见这将是在很长时间农村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，那么在您看来，公报中有哪些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？

于建嵘：统筹城乡发展和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，这是该文件释放出来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。此外，对于农村具体的改革措施，比如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，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以及相应的土地流转制度，还有农村金融制度，这将是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。还有一个更具体的目标，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。

如果从历史角度而言，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4100元出头，比1934年翻了近30倍。单纯从数量上而言，我们的绝对贫困已经降低很多，这是一大进步。但今年8月份公布的数据，城乡居民收入比例达到3.33:1，显然，目前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有很深的寓意的。

记者：如何理解“充分发挥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，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”?

于建嵘：我们三十年改革的基本线路是从农村再到农村，三十年我们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尊重常识，尊重农民意愿，本质上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。三十年过去了，农民目前面对的市场环境已经不一样，在任何国家，分散的小农在市场中面对和资本的竞争时，他都是处于弱势地位。而传统的乡村组织已经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被消灭殆尽，而当前的村民组织又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，农民的弱势地位历经三十年无根本改变，因此，发展能够代表自身利益，能够独立主张农民诉求的组织，我觉得在长远来看应该是趋势。

记者：尽管目前城乡发展仍不平衡，但经济上的滴漏效应以及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公共设施投入的增加，农村的面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。那么，如何判断农村的现状，尤其是现阶段农村的主要矛盾呢？

于建嵘：我们需要总结三十年的改革农民得到了什么，还没有得到什么，就可以归纳出当前农村急需解决的问题。农民首先得到的是经营自主权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，几千年来没有解决过的吃饭问题迎刃而解，都是由于经营自主权的获得。但同时，在经济放活的同时，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几千万的失地农民，这已经发展成一个社会问题，这是第一个矛盾。第二个矛盾，农民基本自由的流动权，他们可以到城市务工，这对提高农民收入的贡献显而易见，但是农民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仍在农村，在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变动的前提下，他们还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方面，村民自治组织的建立，以及农村民主的发展，农民获得社区自治权，但目前仍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利益主题。此外，2006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，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提高，但是目前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仍然是向农村倾斜的，因此这也是以后解决的重点。

党国英：有人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土地承包第一年、或者前几年有效果，后来单单依靠土地承包农民收入没有增长，农村经济没有发展，我想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，的确我们靠搞承包解决了一个温饱的问题，因为一家人种几亩地吃饭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一户农民只种七八亩地，假定纯收入不高，但是解决不了富裕和小康问题，这就需要有农村改革配套。

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对农民基本财产权利的尊重

我想关键的一点，就是如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的，以农民为主体。土地流转的权利对农民而言，它是个基本的权利，有利于农民基本权益的保护，因为它确定了基本的财产权利。

记者：不少学者认为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，实际上是渐进的扶正农民对土地的私有产权，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，您是如何看待的?

于建嵘：对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，现在学者有很多争论，但是我想关键的一点，就是如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的，以农民为主体。土地流转的权利对农民而言，它是个基本的权利，有利于农民基本权益的保护，因为它确定了基本的财产权利。另外，土地不应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，而应真正成为他们的财产。一方面，这有利于土地相对集中，实现规模化经营，另一方面，从土地转让中获得财产性收入，有利于资本积累，可促进农民向城市流动。

目前的农村土地政策中，“集体”是所有者，但法律并未明确它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，作为个体的农民与“集体”的利益关系也不明确。因此在实际的运作中，能够享受级差地租带来好处的只是一小部分人，比如村集体的领导人以及地方政府，农民并未从这个过程中获益。他们被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体系之外。农民既不能决定土地卖与不卖，也不能与买方平等谈判价格，而国家和强势集团则可以不受约束地占有农民的土地权益。

党国英：我们三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包括，改革的方式是渐进的；改革的方向坚持市场化取向；正确处理公平于效率的关系。如果我们想坚持这样的改革思路，必须对当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作出改革。

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，土地是一种生产要素，我们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，就必须进行要素市场的改革。

记者：土地制度是产权制度的基石，从世界范围来看，市场经济搞得较为成功的国家，他们的土地问题是解决得比较好的，反之，土地冲突十分严重的国家，他们的市场经济的成就就不如前者。那么，两相比较，土地制度的哪些经验是普适的呢?目前仍然有不少担心，譬如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，是否会导致土地兼并的增加等等。

于建嵘：我想举我曾经考察过的法国的例子。即便世界上许多农地私有化的国家，农地的转让也并非完全自由。以法国为例，为保护耕地，法律规定私有农地要用于农业，不准弃耕、劣耕、搞建筑。为此，法国政府设立农地整治公司。农民卖自己的土地时，必须通知农地整治公司。如果农地整治公司认为买卖不合理，它就会提出收购农民的地。举个例子，比如我要把地卖给城里人，而他并非用于农业生产，那么土地公司就会提出由它把地买下。如果出现价格分歧，比如说我卖给城里人的是十万块一亩，公司提出来的是八万块，就必须诉诸第三方评估，如果评估之后，还不能达成协议，那么政府公司可以向法院起诉，要求法院认定土地价格。到了这一步，农民要卖就只能卖给政府公司，但农民即使到最后也可以选择不卖土地。法国这种限制制度，是不是赋予农民土地永佃权以及转让、使用自由之后人们担心的问题?

党国英：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，我们不要把私有权看成一个“洪水猛兽”，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中，绝对的私有权是没有的，我注意到西方国家的土地制度，其实他们对农民的私有土地有很多制约和限制。所以我们讲，不要把私有权看成绝对的东西。公和私的界限在发生变化。

我们再讲流转，现有法律也允许农民流转，现有的政策不是不可以流转，最近为什么说，中央有可能要加强土地流转这个工作，进一步促进流转。我想大体上是有两个方面的问题：一个方面，农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流转，这的确是现有法律给予它很多限制。要让它流转的范围和方式有一个积极的变化，让集体拥有的建设用地成为真正的一种市场化的要素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耕地问题。从对别的国家经验方面的考察看，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干预，要让农民把地卖掉，产生大量的流民几乎不可能，只是极少数，他们不愿意种地极有可能。

土地与金融问题仍是最值得关注

记者：展望下农村下一步的改革，您觉得哪些问题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?

党国英：如果现在要变革土地流转制度，那么相应配套的法律就应该及时变革，比如土地承包法、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程序以及征地的补偿办法。不过，从根本上来说，农村经济改革向着市场化方向迈进，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。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两个方面看，要素市场的改革相对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改革。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，应该是继续深化农村要素市场的改革，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市场、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。

于建嵘：除了土地问题，我想提醒大家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即农村的金融问题。这些年农村金融政策调整力度比较大。2007年银监会为落实上年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意见，颁布了6项文件，这些文件对村镇银行、贷款公司、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设立与退出、组织机构、公司治理及经营行为作出了规范。另据了解，有关部门正在制定《民间借贷条例》，意在规范民间借贷行为。所以，农村金融逐渐放开的对象将是村镇银行、农民互助金融合作组织，这也将是长期发展的一个趋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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